我有幸见证了迪尔公司进入中国的过程，并参与了迪尔与天津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拖”）的合作，这使得我对迪尔始终怀有很深挚的感情。我曾经搬过几次家，很多重要东西都陆续遗失，唯独与迪尔天拖有关的物件，哪怕是一个小纸条也保存得好好的。凝视每一张照片，阅读记录在照片后的每一个文字，都让已经步入晚年的我感到温馨和安慰。

无 心 插 柳

我算得上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78年以前，一直负责洛阳拖拉机厂的扩建工作。在当时，我国与四个国际大公司都存在着在拖拉机生产制造方面开展合作的可能，双方也为此一直进行着努力：美国的约翰迪尔和福克森，意大利的万国和菲亚特。1978年，我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奔赴意大利，与菲亚特进行谈判。直至1980年，我一直负责与菲亚特合作的相关事宜。对于这项工作，我深感责任重大，全力以赴。

1980年，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做出了局部调整，出于种种考虑，对技术引进采取了紧缩方针，与菲亚特的合作便在这种情况下搁浅。1981年6月，中国与约翰迪尔进行最后一轮谈判，农业部派我参加，并担任引进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定零件、设计样机、引进吸收国外技术等等。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个主任我一当就是三年，组织约翰迪尔与中国技术合作项目。

细想起来，事出有因。当时与国外进行技术合作的人需要符合三个条件：大学毕业，一定的外语水平，了解国外拖拉机的发展情况。这些条件恰巧我都具备，此外，我还有和苏联专家进行长期合作的经验。

力 促 合 作

1984年10月，我的工作关系正式被调入天津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任副总工程师兼技术开发部经理，直至1991年5月退休，其间负责的主要还是技术引进工作。

1996年的春天，迪尔在北京筹备成立办事处，通过各种办法打听到我的住宅电话，通话后其负责人又专程前来找我，我们经常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我向迪尔详细介绍中国拖拉机工业的形成和发展状况。

当时迪尔有意和上海进行拖拉机生产合作，基于我对拖拉机行业的观察和理解，抱着负责任的态度，我客观地给迪尔进行了分析：首先，迪尔拖拉机的优势在于大马力机型，这种机型主要应用于北方，而上海当时已有一家中小马力拖拉机生产企业，占领了稳定的市场。其次，天津拖拉机厂已有一批技术人才，是良好的合作基础。再者，与上海相比，天津的土地和劳动力价格都相当低廉，可以大大降低成本。此外，从1994年开始，天津市委、市政府调整政策，大力推动本地机械制造业与国外跨国大公司的合作，国际著名企业三星、摩托罗拉、东芝等先后落户天津，均取得良好战绩。

迪尔采纳了我的建议，从1996年底到1998年底对天拖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迪尔总部对合作对象的考核是非常细致和严格的，从硬件到软件，从厂房到技术，从财务到环保指标，面面俱到。考察满意，放弃了与上海合作的想法，决定与天拖联手。此后又经过两年的谈判协商，最终于2000年3月10日达成协议，同年8月8日举行了挂牌仪式，约翰•迪尔天拖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合资成功，我非常高兴，专门向约翰•迪尔天拖有限公司第一任合资企业总经理James Herring 先生写信，就企业未来发展提出建议：一是重组部门，二是狠抓质量，三是两条腿走路：改进老产品与引进新产品。约翰•迪尔天拖后来有选择性地采纳了我的建议。

事实证明，与约翰迪尔的合作是正确的、成功的。迪尔的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模式给危机重重的天拖带来了无限生机。在天拖最困难的时候，全厂只有我一个人坚持技术合作，有同志不理解，写匿名信给领导，说我是叛徒。现在这些同志不但支持技术引进工作，还把自己的孩子送往国外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这是迪尔给我们带来的可喜变化。能够在迪尔进入中国的时候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天拖、为中国拖拉机制造工业引入一股新理念，我觉得自豪和骄傲。